最新解封的内部邮件显示,马克·扎克伯格曾明确建议Meta应该减少对其平台如何伤害用户的研究。在2021年的一条消息中,他把苹果当作正面榜样,认为苹果正是因为没有深入研究或公开报告社会危害,才避开了Meta所面临的诸多批评。这些邮件在本周作为正在进行的诉讼案的一部分浮出水面,揭示了Meta领导层对研究、责任以及公众监督的态度。
这条消息发出的时间,恰好是大型调查曝光Meta内部研究结论的第二天——该研究显示Instagram损害了少女的心理健康。报道指出,Meta明明知道这些风险,却依然推进了关键的产品决策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扎克伯格开始质疑主动研究究竟是帮了公司,还是让公司承受了更多攻击。
扎克伯格拿苹果作对比
在这封邮件中,扎克伯格写给当时的Meta高管雪莉·桑德伯格(Sheryl Sandberg)和尼克·克莱格(Nick Clegg)。他认为苹果正是通过“不插手”的态度,才成功避开了类似的争议。
“比如苹果,看起来根本不去研究这些东西,”扎克伯格写道,“他们采取的立场是,用户在平台上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责任,而苹果没有把这种责任揽到自己身上,因此也没有组建一大群员工或产生大量研究报告,去剖析他们这种做法的利弊权衡。”
他还提到,Meta之所以受到更多批评,部分原因是报告了更多的儿童性虐待材料(CSAM)。按照扎克伯格的说法,这种透明度反而让Meta显得比竞争对手更糟糕,即使其他公司可能也面临类似问题,却披露得更少。
CSAM、批评与苹果的180度大转弯
扎克伯格提到了苹果曾经短暂推出的iCloud Photos已知CSAM图像扫描计划。苹果在2021年宣布了这项功能,但随后因隐私倡导者的强烈反对而取消。扎克伯格把这次强烈反弹当作证据,证明主动处理这类问题很可能招致公众愤怒,而不是获得赞扬。
与此同时,这种对比也引发了显而易见的疑问。苹果并不运营大型社交媒体平台。Meta却在全球范围内运营Facebook和Instagram,信息流的设计核心就是放大用户参与度和触达范围。将这些产品与加密消息服务iMessage相提并论,显然忽略了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巨大差异。
法律压力与内部争论
这些邮件是在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劳尔·托雷斯(Raúl Torrez)提起的诉讼中被解封的。诉讼指控Meta在青少年安全问题上误导公众。根据诉状,Meta的内部研究与其公开说法存在明显矛盾。
对此,Meta发言人安迪·斯通(Andy Stone)为公司辩护,并对The Verge表示,Meta依然致力于透明研究和产品改进,包括针对青少年的保护措施和家长控制工具。
在Meta内部,并非所有高管都认同扎克伯格的疑虑。多名高管认为,即便研究结果可能泄露并引发批评,继续进行内部研究仍是改善产品的必要手段。最终,Meta选择对敏感研究进行重组和集中管理,而不是彻底放弃。
这些邮件展现了一家公司在问责、公关形象与责任之间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,同时试图向苹果等竞争对手寻找经验教训——可惜这些经验并不完全适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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